日前，美国电影《一战再战》（One Battle After Another）夺得奥斯卡多项大奖。该片由保罗·托马斯·安德森编剧、执导，莱昂纳多·迪卡普里奥等主演，讲述了一位父亲因白人至上主义者追杀而踏上逃亡之路的故事。与电影中个人的“一战再战”相比，现实中的美国政府不遑多让——它正在全球范围内“一战再战”。
电影《一战再战》中文海报。
这种“艺术虚构”与“政治现实”的残酷呼应，让“奥斯卡大奖”成为颇具讽刺意味的载体——美国政府在战争脚本中的“表演”，远比电影更惊心动魄，也更值得“褒奖”。
从人类的现代文明史看，鲜有国家像美国这般“钟情”于战争。据统计，美国建国250年来，仅有不到20年没有参与战争。2026年以来，美国卸下热衷“止战劝和”的伪装。1月入侵委内瑞拉，绑架马杜罗总统夫妇。2月底对伊朗发动联合袭击，连续杀害包括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在内的伊朗高层，一个月来，已造成包括伊朗妇女儿童在内的超2.2万人伤亡，行径骇人听闻。
如美国前总统卡特曾说的：“美国堪称世界历史上最好战的国家。”若真为其狂热的战争行为颁发奥斯卡奖，想必各奖项早已有了角色提名。
2026年3月15日，在伊朗首都德黑兰的一处遇袭居民区，一名男子站在一座损毁建筑前。新华社记者 沙达提 摄
“最佳导演”，指向马克思主义所揭示的“帝国主义”——那个由垄断资本与霸权野心结合的深层机制。在这一视阈下，战争成为维护利益、控制市场与资源的直接工具。它撰写“天命观”“例外论”等“假说”，为战争披上道德外衣；更善于以“民主”“反恐”等为包装，让侵略看上去像“拯救”。这个“导演”从不亲自上场，却在幕后操纵全盘。
“最佳制片人”，非美国的军工复合体莫属。它们是战争的“策动人”。美利坚大学历史学教授彼得·库兹尼克直言：“战争对于美国来说是笔大生意。”其机理在于，相关军火巨头通过游说国会、渗透决策，在形成特殊利益联盟的同时，也从战争获得暴利——导弹打得越远，股价涨得越高；冲突持续越久，利润来得越厚。于他们而言，战争不是悲剧，而成为“IP”般的“系列剧情”。在炮火背后的，是“制片人”的“生意经”。
站在聚光灯下的 “最佳男主角”，则是手握“战争权”的美国总统。1973年美国国会通过的《战争权力决议案》本意是限制总统，却成为此后历届总统利用的“合法依据”。从以“人道主义干预”之名发动科索沃战争，到以一小瓶“白色粉末”为证据发动伊拉克战争、在“有限介入”的旗号下入侵利比亚，再到2026年对伊朗的悍然袭击，总统们用战争权为自己的政治生涯制造“高光时刻”。
美国总统特朗普。（资料图）中新社记者 沙晗汀 摄
实际上，美国虽然擅长战争的“剧本”，但战争本身却难有出路。一战再战，的确曾获得巩固全球地位、获取战略资源等直接收益，但长期弊端却无法忽视。战争损耗国力，加剧国内社会撕裂；践踏国际规则，损毁自身外交信用；经济冲击与人道主义危机让全球承压，愈发遭到反对。从历史上看，美国每一次战争都带来了更多的“烂摊子”，不停歇的战争，也成为其不停歇的自我消耗。
这种反噬迹象也已在此次美以伊战争显现：经济学家杰弗里·萨克斯直言这是“赤裸裸的帝国主义战争”；美国传统盟友拒不参与军事行动；美国国家反恐中心主任因“无法昧着良心支持对伊朗的战争”而辞职；总统支持率因民众普遍不满降至36%新低。
当电影的虚构落幕，现实的闹剧仍在上演。美国政府用炮火书写的“霸权剧本”，终究逃不过“失道寡助”的铁律 。
战争没有胜利者，只有受害者。美国的“一战再战”，透支的是国运，消耗的是人心。霸权的黄昏或已降临，唯有放下屠刀、回归理性，才是唯一的出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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